| [导读]：杨剑昌现象会否成为深圳最后的绝响？ □ 国际商报记者 易 全 杨剑昌，这个在深圳乃至全国闪耀出光芒的名字，这个在被物欲和对金钱追求浸染日深，几乎很难找到率真、热情和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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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昌现象会否成为深圳最后的绝响？
国际商报记者 易 全
杨剑昌，这个在深圳乃至全国闪耀出光芒的名字，这个在被物欲和对金钱追求浸染日深，几乎很难找到率真、热情和执着，一切都已快餐化、犬儒化了的今日深圳，却依然难得地被普通群众亲切呼为“老杨”的消委会干部；这个经常出现在地方电视节目里“指点江山”，痛斥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被称为“布衣青天”的人，是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一大标志性人物，也是许许多多平头百姓，于言谈中罕有地将“人民代表”一词挂在嘴边的一个符号化对象。
杨剑昌，一位先后成功处理保护消费者利益案件3180多起，涉及消费者20余万人，并为他们挽回经济损失12亿元，移交案件给政府有关部门罚款入库2.83亿元，收到数千封百姓的表扬信、数十面锦旗和十多块牌匾之巨的普通党员干部；一位连续三届深圳市人大代表并吸引到党和国家高层持续关注，同时也充满着其意不明“争议”的人物，其一贯的过分率直和从不妥协风格，常让某些领导“不好办”甚或难堪；从另一方面说，这位今年已是54岁，让人联想到退休在即的“老同志”，却也有着更多的叹息和遗憾。
崛起在江湖之上历起落而不移
杨剑昌出身于广东五华县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他自小受参加中共广东抗日游击组织——东江纵队地下工作的父亲影响，既有着立志为人民群众做好事的朴素情怀，也养成了爱憎分明的个性和急人所难的“好汉”风格。1981年春，他和许多青年同乡一样，受到深圳创办特区的吸引，独自踏上来深圳发展之路。
与那些持各种正规手续由内地陆续调进，保有体制内身份的国家干部不同，杨剑昌一开始就是个打工者。他起先在一家医院做牙医，但当他偶然窥破自己供职的单位竟隐藏着走私黄金和文物的惊天秘密时，他的良心开始萌动，嫉恶如仇的特质让他生平第一次写下并提交了《深圳不法分子用鹅毛鸭毛掩护走私国家文物和黄金》的2000余字举报材料。结局是犯罪分子受到应有惩处，杨剑昌却因此丢掉了饭碗。
如果说杨剑昌一开始由仍然是计划经济的老家，来到当时中国唯一实行市场经济的深圳打工已算是踏足“江湖”的话，他这种“吃谁家饭砸谁家锅”，义无反顾举报东家违法犯罪的是非鲜明精神，则更让他深陷江湖浮沉的惊涛骇浪中。
杨剑昌离开医院后进入一家装修公司继续打工。伴随着公司营业额和利润的上升，他的年终奖亦随之鼓胀起来。但就在这时，他发现了公司做两套账，蓄意偷逃国家税款的严重问题。
良心和正义感驱使杨剑昌再次做出抉择，他找公司总经理反映自己看法，结果未得到顶头上司任何回应。无奈，他向公司上级主管部门、纪检委和税务机关做出举报。
几乎没有其它选择，杨剑昌再陷早前的厄运。他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强行赶出宿舍，成为一个居无定所的下岗工人。他索性把税务部门奖励给他个人的2.8万元现金全数捐给华东大水灾民，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四处走街串巷，自费调查当时在特区盛行的非法炒卖外汇，以及有人大量收购居民身份证套买股票发行申购单等经济社会问题。他把调查所得诉诸文字，以一个普通公民身份，向省、市政府及时做出反映。
杨剑昌的精神感动了省和市里的老一代领导。1993年，他揭开了为民服务的人生新一页。在深圳老领导的关心下，他被安排到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罗湖分局派驻消委会工作。从那时开始，杨剑昌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将近20年。
奋战于荆棘丛中虽九死终无悔
杨剑昌以一个“打工仔”身份当了官！这在今日仍被视作人生龙门一跃或曰光宗耀祖的一刻，却并不能让他如传统般变得圆滑和世故起来。老领导没有看走眼，深圳市民从此多了一个为他们维权鼓与呼的捍卫者；至今在许多深圳人心目中，杨剑昌依然是代表政府为民撑腰做主的“保护神”！
罗湖区是深圳最早发展起来的商业老区，香港人和深圳人、外地人，国货和进口货在这里大面积交集，让这里产生了更多消费争议。杨剑昌为消费者维权之认真体现于不拘案情大小的一视同仁。他曾为一位女士6元钱所购的发夹质量投诉7跑商场，直至感动经理，问题获超值解决；他也曾不厌其烦地为争议双方做工作，经常忍辱负重，不惜遭他人埋怨甚至呵责……
但最具挑战性的还是老杨敢于碰硬特质的呈现。他不怯于得罪有黑背景的恶势力，也勇于直面某些源自官场腐败的压力；他之所以能在消费者维权领域享有全国范围高知名度，凭的是他不畏艰险和各种挑战，敢于挟泰山之势猛压邪恶的勇气和决心；是他拥有的超凡坚韧毅力和勇于狭路相逢，刺刀见红的拚“白刃战”精神；是他那种明知不可为、不好为，但却偏要强梁颈上取首级的气吞山河之势。
让杨剑昌在民间成就了打假“英雄”称号的，还要算他揭开的几桩大案。
泰明国贸案是老杨坚决碰硬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原籍广东并有香港居民身份的彭海怀、彭海生兄弟两人在深圳合伙开设泰明公司，并在罗湖区早期的标志性建筑国贸大厦精心设下泰明广场项目骗局。他们在各种媒体上大打广告，宣称泰明广场“第一年免租金，第2至9年月租仅100元”，煽动人们“低价当老板”。
在“炒股票不如炒国贸商铺”的夸张宣传声势下，一时引来申请登记铺位的全国各地人潮。这时，泰明公司巧妙地以每张“认租表”2万元的价格公开发售，仅两天功夫就卖出5000张，收入1亿元。
随着“认租表”私下交易炒至每张6万，泰明公司又打出新广告，宣称泰明广场二期商铺开始招租，条件更为优惠。于是，新“认租表”又被大批卖出；与此同时，两兄弟控制的粤民公司和广客隆百货也启动了他们出售“会员卡”的骗局。
“天上掉馅饼，地下出骗子！”杨剑昌于人群的疯狂追捧中断言其中必然有诈！果然，几个月后投资者找不到自己的铺位在哪儿？泰明公司也一直没有进行装修，人们惊呼“上当了”！
1997年8月的一天，老杨办公室走道里挤满了逾百名投诉者。他们高喊着“还我血汗钱”、“工商局、消委会要为我们讨回公道！”等口号。杨剑昌焦急万分，他顶着烈日东奔西走，终于掌握了泰明公司诈骗消费者、数百名员工和部分供货商的多个证据，连夜将调查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报有关部门，但结果却久未见到反映。
原来，彭氏两兄弟绝非一般骗子。他们的头上竟还顶着政协委员、警察基金会名誉副会长、检察官教育基金会理事、工商联常务理事等一串串闪亮头衔。他们知道杨剑昌在调查，于是几番尝试用美女和金钱摆平；并且还通过熟人带话，只要老杨不管此事，可以给他500万元。
眼见糖衣炮弹的软攻未能奏效，骗子们又转来硬的。他们通过收买个别媒体制造干扰，大字标题意欲抹黑老杨以转移方向；杨剑昌更亲自接到要他“立即收手”，否则“花2000万元买你人头”的恐吓电话！
杨剑昌真的是软硬不吃，坚不为动。无奈下，泰明公司以侵犯公司名誉权为由将老杨告上法庭，索赔1700多万元。杨剑昌一方面冷静应对法庭诉讼，一方面继续抓紧对骗子行径的揭露，终于在原告一审败诉，二审发回重审期间迎来了专案组调查。只可惜彭氏兄弟通过渠道提前获知消息，两人卷款20多亿元潜逃至海外。
2001年10月，“享受”公安部1号国际红色通缉令的彭海生在澳门落网，彭海怀迄今仍亡命海外。
杨剑昌与泰明公司间所谓名誉权官司虽获最终胜诉，但前后却历经三年。期间他三次住院，满头黑发眼见得变白，身心受到重创。尽管如此，他却再次抖擞精神，一举投入与惠州唐京墓园这一欺骗20多省市群众，非法出卖土地涉案数十亿元大案的较量。经过他持之以恒的揭发，最终使唐京骗案现出假“孝行”美丽面纱遮掩下的白骨精原形。
杨剑昌办公室座位头顶上端立着一块唐京案受害人自愿凑钱送上的暗红色大匾，上面镌刻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八个大字。该案中数百上千普通受害者曾经遭遇了债台高筑乃至倾家荡产之祸。通过杨剑昌持续不懈的努力，他追回了或多或少的钱财，为他们讨回了一个公道，也抚平了受害者的心灵创伤。
人大代表铁肩道义一心为人民
杨剑昌2000年4月、2005年5月当选第三届、第四届深圳市人大代表。2010年5月，他高票连任第五届深圳市人大代表。迄今整11年，“杨代表”这个被民众赋上神圣光环的称呼，几乎已幻化为深圳百姓朴素情怀中，一个代表着呼唤正义实现的代名词。
许多深圳人未必知道杨剑昌是专职消委会干部，但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位随时愿为百姓解难纾困且敢于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人民代表。
从本职工作意义上说，杨剑昌为民维权早已超越消委会所“管”范畴。随着他对人民代表职务内在含义理解的深入，以及他在法律意识强化和政策把握水平上的不断提高，其“管”事领域已深入至有关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医疗纠纷投诉、劳资争议事件、国企改制员工权益被剥夺、法院判决不公、民营企业受到不公正对待，海外华侨在国内投资遭侵占等……
老杨十分注意把握社会热点，直接关注和跟踪具典型性的重点案例。他随时关注社会舆情变化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凭着人民代表的强烈使命感，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四处明察暗访，协助执法机关打犯罪团伙、端造假黑窝；他亦曾不惧开罪权贵集团既得利益，鼓动城管执法部门对知名的涉官别墅群违建施以断然拆除；在2010年深圳曝出百万身家群体骗购保障房丑闻后，杨剑昌面对媒体并在人大会议上一再疾呼，终止罚款5000元的挠痒痒式执法，主张对骗购保障房行为“以诈骗罪论处！”
事实上自担任市人大代表以来，他更多是以这一身份来要求自己，并力争用服务创新做一个真正有作为的人民代表。
2005年8月，杨剑昌成为我国人大史上开辟代表接访室一份子。在单位的支持下，他利用每个月里的最后一个周三，面向群众开门接访。他每次接访都堪称盛况空前，吸引到来自深圳所有地区的各方面人士，其中既有须发皆白、形容枯槁的“老上访”，也有拄着拐杖踽踽而行的残疾人，而他每次都能认真听取反映，并在志愿者帮助下将情况和意见记录在自费印制的接访纸上，然后将材料归类整理后送市、区两级人大转有关部门处理。截止2010年6月全国人大叫停代表个人接访，五年里老杨一共接访了近3000宗案子，涉及人群达2万之众。
需要指出的是，记者多次参与老杨接访，每每被其单位的持续支持所感动。杨剑昌每次接访都得到单位和同事的鼎力支持，单位会议室和会客室临时成为他的接访处。在记者参加深圳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新闻单位的一次业务会议上，作为该单位直属上级的原深圳市工商局局长曾当众评价：“我们全市工商系统一共2000多名员工，当中只有杨剑昌一个人大代表。他的许多工作是从工商职责出发，尽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这位局长还特别强调“这两种职责是统一的”。
从另一方面看，杨剑昌长于思考，坚持用书面形式反映社情民意和提出各种建议，把人民代表的职责发挥到了极致。他虽然没有大学学历，但始终笔耕不辍，坚持从多个方面向市、省以及党和国家的最高机构建言献策；当上人民代表后，这更成为他一种经常性工作。经过长期的实践历练，杨剑昌善于从现象中发掘具普遍性的典型问题，经过深入缜密的调研和思考，上升至理论高度写出有价值的各类报告和建议。2005年，他写下10万字的《中国消费市场发展与监管现状及体制改革若干建议》；2008年写了《成立中国失踪儿童基金会的建议》《建议全面开展党员干部整风治庸从我做起的活动》等5个报告；2009年写了《我国广大农村“六大毒瘤”蔓延加剧及加强根治的若干建议》；2010年写下《深化我国消费维权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经过2011年以后的进一步完善丰富，材料更名为《深化我国消费市场和消费维权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这份借鉴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经验，包括附件合共2万以上字数，含有多个重大改革设想和建议的报告，已经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并触发一定社会反响。
杨剑昌现象会是最后的绝响吗？
在一个几乎已经到了人人论钱，事事言利，凡事讲代价和回报地步的过度商业化社会里，如果不是许多人亲历亲见，杨剑昌的所作所为迹近天方夜谭般不可思议。
深圳的许多记者了解老杨，知道他长于运用媒体，也喜欢和记者交往。他愿意将所做工作一开始就向媒体公开；媒体人也坦言走近老杨感到自然和亲切，喜欢从他这里寻找新闻线索和挖取有价值“猛料”。时间久了，媒体人熟悉了老杨，也了解到他思想律动中的真实一面。
杨剑昌是深圳市民心目中的“大好人”，一个敢于为民说话的基层“好官”，“一个真正的人民代表”。这些表述记者不仅从百姓口中多次听到，也从深圳市一些领导的言谈中，聆听过他们对老杨的类似评价，“急公好义，敢于与歪风邪气、不公平行为做斗争，说话不怕得罪人，是很好的代表。”这是2010年卸任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玫的说法。
确实，杨剑昌无论在了解他的“民”，还是“官”当中，都存在一种发自内心的尊崇。杨剑昌对此心知肚明，也时常因此透出些许自豪。他喜欢向记者提起特区开创早期那几位老领导，他们的支持和鼓励，让他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亲切。每念及此，老杨多少可以借此消弭掉一些挥之不去的内心郁闷。
显然，杨剑昌人生中最瑰丽的时光奉献给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核心的人民利益维护。但他个人却并未因此获得特别的好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亦未能获取应有的付出与收入对等。他取得了不少荣誉，也因此失去了很多。
作为一名参与了特区初创的“老深圳”，杨剑昌一家至今还住在租来的房子里。许多比他晚来很多年的公务员，如今都拥有了不止一套全产权房；他帮许多人解决了这样那样困难，而自己儿子长大后却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至今仍是“啃老”一族。他有时很无奈地对记者说，“再干几年就退休了”，“大不了回老家！”
身形瘦削的杨剑昌什么时候看上去都显得脸色灰白。他稀疏的头发缺乏光泽，背部略显前倾。许多人不知道他是个有着十多年病史的心脏病和糖尿病患者，需要经常去医院检查和吃药。从另一方面看，老杨心里的苦楚并非仅仅是物质的清寒和身体的病痛。他心中浅层次的痛，在于有时遭遇的不被人理解；而更深层次的痛，则是无处不在的阻力和留难，在于某些势力对他的或明或暗压制，甚至间或射来的一支支冷箭。
老杨是很有个性的人，他的敢言不仅针对权力部门，有时也难免伤及部分本属弱势的群众。有心帮人做好事，但有时亦不免遭人误解。某些政府部门官员也在情感上抱抵制心态，埋怨他总是找政府部门“麻烦”，对他履行人民代表职责抱持不理睬、不支持、不合作态度。对于这一点，仅从他经常提及的接访群众所反映问题仅40%获解决即可印证。但事实上人们认为即使这一比例已属高估，实际应该还要低些。
真正让老杨难以释怀的还是他所受的不公平待遇，是妨碍他更广泛行使人民代表参政议政权利的或明或暗阻力。他是公认的有作为市级人大代表，几乎每次开会惟有他的提案和建议最多；他在深圳首开代表接访群众先河；而每次代表换届，他都能以高票当选。尽管如此，他一直不能当选更高一级人大代表，即使在有中国特色的高层领导多番过问下，他所在的深圳市都最终未能给一个平等参选上一级人大代表的机会，这体现出他同样难逃有中国特色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命运。在地方官场认同问题上，他一样遭遇了不少名人都曾经遇到过的尴尬。
妨碍杨剑昌一展参政所长的，据说是深圳某位领导对他所作的“工作努力，争议很大”评价，它成为一条长长尾巴投射下的阴影。以记者阅历看，显然这是又一个深谙中国整人文化的经典表述，是用抽象、引人遐思且叫人深陷琢磨回味的不确定中，否定某一具体人或事的传统套路，有着中国文化糟粕的厚重基础。而这种似有又无，让人扑朔迷离的自由猜想，足以随意臧否一个人却无须负上责任。这是一种老到的统治者南面用人机巧，似老杨这般线条粗犷的性情中人，遇此也只有发出一声叹息的份！
杨剑昌在和朋友的交往中，越来越多了他的叹息声。当然，这其中不完全是他个人际遇的某些牢骚。老杨依然有着浓厚的忧国忧民情怀，他照样在大声抨击着腐败现象和各种社会弊端，他仍然一次次地向记者重复着“责任、信仰、道德、正气、奉献”的社会呼吁，只是记者不免有些微担心，他是否还会一如从前？会不会从此变得内敛和世故起来；在他离开为民服务岗位安享天年的最后数载中，他是否还依然会保持着足够的锐利和进取精神！
杨剑昌现象会不会蜕化为一个记忆，它会否成为最后的绝响？但愿记者的这一担心，纯粹属于杞人之忧罢了！【责任编辑：曹 雅】
